- 从纽约到北京--《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》译后感
- 来源:飞华健康网时间:2014-08-04浏览量:1471次
忙活了一年,这本《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》(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)终于译完并正式出版了。回味翻译带来的点滴感悟,协和先贤们筚路蓝缕,艰难创业的种种情形,仿佛又出现在眼前。前尘往事,依稀如昨,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故不揣浅陋写下自己的体会,就教于读者诸君。
历史的意义
这是一本讲述协和前世今生的史书。在华夏文明的坐标里,史书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孰曰不然,试看五千年来中国虽迭经战乱,却完整保存了自身全部的历史文献,并传诸后世,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迹。仅历代官方编纂的二十四史就有3213卷,约4000万字的规模。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“四库全书”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,史部毋需论,其余三部之中“六经皆史”,子部和集部亦可作史料观。因此也可以说,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。
话虽如此,要将历史写好却殊为不易。太史公有云,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”,方能“成一家之言”。作者才力稍有不逮,就只能写出有事实、无思想的“断烂朝报”,再不然就是凭空想象、随意编排的“戏说”文学。反之,要求一本历史着作既有春秋大义,又要引人入胜,史料、史识和史笔缺一不可。由鲍尔斯(John?Z. Bowers)执笔的这部协和史,就是一部材料扎实、体例谨严,而又持论公允、流畅可读的佳构。本书时间横跨整个二十世纪,记述了协和的由来、诞生、兴盛、挫折和复兴的历程,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欲以西方医学变革中国,最终“促进人类福祉”(toward the well-being of mankind)的努力。
西医输入中国其实很早,源头可上溯至汉代。汉朝与“大秦”(罗马帝国)经西亚地区的交流中,就有欧洲药物流入中国。《医方类聚》所引《五藏论》中提到的“底野迦”,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鸦片制剂。不过,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,还是16世纪之后的事。明朝末年以来,梵蒂冈相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,包括利玛窦、熊三拔、邓玉函、罗雅谷、艾儒略、汤若望诸人,均通过行医为传教服务。鸦片战争以来,中国门户洞开,西方医学输入日趋活跃。作者鲍君以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,大处着眼,小处着墨,既有欧风美雨笼罩九州的宏大视野,也有对古老中华文明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,为我们呈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西医东渐的长轴画卷。
为了写作本书,作者发掘史料用力甚勤,不仅查阅了洛氏档案馆(the Rockfeller Archive Center)的大量资料,还访谈了亲历协和黄金岁月的诸多学人。通过掌握第一手材料,作者提出了很多并不为人熟知的史实。例如,在洛氏正式接手之前,英国人科龄(Thomas?Cochrane)创办的协和医学堂(Union?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)早已于1906年问世。其前身京施医院(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)就位于今天的东单大街附近。科龄在创业阶段,为能在北京站住脚,曾与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清统治者及亲贵们过从甚密。为了给筹划中的协和医学堂争取经费,他还与当时的大内总管李莲英相周旋。
诞生的机缘
可贵的是,这本书不仅史料翔实,持之有故,而且作者行文生动,见解透彻。例如,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,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,在中国的古都北京建造“亚洲最好的医学院”,其动机究竟是什么?位于纽约第五大道420号的洛氏基金会,和北京校尉胡同的豫王府之间暌违万里,到底是什么力量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联系在一起?作者从20世纪初美国的宗教复兴风潮开始讲起,通过介绍美国人民在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,解析了洛氏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。
老洛克菲勒是一位呼风唤雨、纵横捭阖的石油巨子,但很多人并不知道,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。韦伯(Max?Weber)在其名着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指出,崇尚节俭、诚实劳动、努力赚钱的新教精神,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。在新教徒看来,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,是上帝恩宠最有力的证明。但追本溯源,财富源于上帝和公众,并不属于任何个人。作为上帝的优秀子民,个人发家致富后,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财富捐献出来,帮助他人,并增进全社会的福祉,这才符合信教的教义。因此,新教伦理既强调白手创业、发家致富的奋斗精神,更赞赏千金散尽、来去无牵挂的豁达态度。用洛氏同时代钢铁大亨卡耐基的话来说:“死时家财万贯,就是死得耻辱”(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)。老洛克菲勒出身贫苦,虽日后显达,但始终不忘幼时母亲的教导:“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:工作、攒钱、散财”。在他看来,新教教义、资本主义和慈善精神原本就是一回事。一方面,他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,赚钱不择手段;而另一方面,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,初衷从未改变。在洛氏看来,若能帮助“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”的中国人走上科学进步的道路,将是自己对人类的莫大贡献。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,超越文化差异的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最佳切入点。
美国的民族气质也为协和诞生创造了条件。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,美国版图快速扩张,国家实力不断提升,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。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(Manifest?Destiny)观使美国人民深信,蒙上帝恩典发现新世界(The New World)之后,自己应当继续向旧世界(The Old World)传播福音,这里的旧世界不仅指老欧洲,也包括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。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空前繁荣,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封闭落后、缺少活力、亟待振兴的古老大国。有鉴于此,美国医学界的一批顶尖人物,立志要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。他们中有的人是被中国神秘的“东方之美”所吸引,有的是受宗教热忱的感召,还有的则是在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。当时,在西方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,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。因此,洛氏基金会和美国知识界精英对改造古老中国抱有极大热情,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洛氏基金会的灵魂人物,最早提出中国项目的格池(Frederick T. Gates)对中国的看法最具代表性:“对于我,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,有悠久的历史,在一些方面很可爱。她的人民热爱和平、勤劳,并且顺从。然而他们却死抱着一个停滞的残缺文明,不熟悉西方科学,对自身富饶的地下资源全无开发,对世界唤其觉醒和进步的呼喊麻木不仁,被祖先崇拜缚住手脚。频发的饥荒几乎是其人口过剩的唯一缓解。他们对于现代医学一无所知,在无尽的疾病和饥饿中颠沛流离。”
成功的奥秘
或许读者还想知道,当年西医在中国传播的阵地很多,但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却最高,问世之初即执医界牛耳,其声名至今不坠,原因又何在?
读完本书之后,答案呼之欲出:一是雄厚的财力支持,二是彻底的科学精神。先说说财力支持。自协和筹建至1951年收归国有,洛氏基金会共计投入了446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,至今仍是该基金会单个项目之最,被誉为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当年的446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?让我们来做个计算: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,美元和黄金挂钩,以1937年为例,当时1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,而如今1盎司黄金却值1600美元。按这一比例估算,三十年间协和获得了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的经费。若再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,实际资助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。可见,协和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美国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,这是很多势单力孤的教会组织不能望其项背的。同时期在中国各地兴办了很多教会医院,但都无法达到协和的高度,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在这样巨大的支持下,协和可以按最高标准购置硬件设备,引进最优秀的教职人员,其水准不仅在亚洲遥遥领先,即使放在美国本土,与约翰?霍普金斯等名牌学府相比也不遑多让。
科学精神是另一个重要话题。本书中,作者尽量以相对客观的笔法描述了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,但并不认为中医(乃至整个中国学术)属于科学范畴。这是习见的西方式傲慢。不过,平心而论,自文艺复兴以来,西方医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,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,“科学医学”体系得以建立。早在古希腊时期,亚里士多德、德谟克利特、毕达哥拉斯诸贤就主张周密地观察世界,用数学来描述运动,用逻辑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联,用实验来证实或推翻理论,这些都成为西方科学的代表思想,也是近代西医学高歌猛进的源泉。
然而,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。与小国林立,犬牙交错的古希腊不同,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时代,中国人就建立起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帝国。此后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,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。这种政治上的“早熟”,反过来限制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。我们曾是诗文鼎盛、教化昌明、艺术修养极高的民族。但五千年来,治国安邦的巨大需求始终是第一要务,中国思想资源的重心始终在伦理和政治领域,而对自然科学关注甚少。这就造成古代中国虽有技术,但无科学;虽能修建万里长城,却不知微积分为何物;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,却从未出过一个牛顿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,中国一直领跑世界,但却在近代一落千丈,沦为西方的模仿者和追赶者(李约瑟问题)。
协和没有传统的包袱。作为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先行者,协和自诞生之日起,就有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研究风气。更重要的是,当年的协和人树立了超越功利目标、为科学而科学的献身精神。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,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。无论是放弃校长职务、回归实验室的麦可林(Franklin C.?McLean),还是专注研究、对实验一丝不苟的刘士豪;无论是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仍不忘教学的林可胜,还是抱病工作、不幸殉职的“北京人”发现者步达生(Davidson Black),协和先贤们用实际行动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。两相对照,我们必须承认,时至今日,中国的科学精神仍未普及,国人的科学素养仍有待提高。也可以说,只有补上这一课,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当今世界,科学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,我们理应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国家的命运
实际上,以西方为标尺,中国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。晚清的严复、杨度、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,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,于是鼓舞民众,奋起赶超。然而,国家积贫积弱,倍受欺凌,怎样才能“救中国”?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(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)的心头。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,富强是头等大事,而文明只能缓行一步。救亡的需求极为迫切,如何开启民智,丰富民族心灵,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,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。最终,救亡压倒了启蒙,富强压倒了文明。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,更多的是器物、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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