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协和医院

　　忙活了一年，这本《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》（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）终于译完并正式出版了。回味翻译带来的点滴感悟，协和先贤们筚路蓝缕，艰难创业的种种情形，仿佛又出现在眼前。前尘往事，依稀如昨，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故不揣浅陋写下自己的体会，就教于读者诸君。

　　历史的意义

　　这是一本讲述协和前世今生的史书。在华夏文明的坐标里，史书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孰曰不然，试看五千年来中国虽迭经战乱，却完整保存了自身全部的历史文献，并传诸后世，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奇迹。仅历代官方编纂的二十四史就有3213卷，约4000万字的规模。传统典籍的集大成者“四库全书”分为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史部毋需论，其余三部之中“六经皆史”，子部和集部亦可作史料观。因此也可以说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。

　　话虽如此，要将历史写好却殊为不易。太史公有云，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”，方能“成一家之言”。作者才力稍有不逮，就只能写出有事实、无思想的“断烂朝报”，再不然就是凭空想象、随意编排的“戏说”文学。反之，要求一本历史着作既有春秋大义，又要引人入胜，史料、史识和史笔缺一不可。由鲍尔斯（John?Z. Bowers）执笔的这部协和史，就是一部材料扎实、体例谨严，而又持论公允、流畅可读的佳构。本书时间横跨整个二十世纪，记述了协和的由来、诞生、兴盛、挫折和复兴的历程，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欲以西方医学变革中国，最终“促进人类福祉”（toward the well-being of mankind）的努力。

　　西医输入中国其实很早，源头可上溯至汉代。汉朝与“大秦”（罗马帝国）经西亚地区的交流中，就有欧洲药物流入中国。《医方类聚》所引《五藏论》中提到的“底野迦”，就是由西方传入的一种鸦片制剂。不过，真正意义上的西医学大规模进入中国，还是16世纪之后的事。明朝末年以来，梵蒂冈相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，包括利玛窦、熊三拔、邓玉函、罗雅谷、艾儒略、汤若望诸人，均通过行医为传教服务。鸦片战争以来，中国门户洞开，西方医学输入日趋活跃。作者鲍君以西医在中国的传播为主线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墨，既有欧风美雨笼罩九州的宏大视野，也有对古老中华文明饱含深情的细腻笔触，为我们呈现了一幅20世纪上半叶西医东渐的长轴画卷。

　　为了写作本书，作者发掘史料用力甚勤，不仅查阅了洛氏档案馆（the Rockfeller Archive Center）的大量资料，还访谈了亲历协和黄金岁月的诸多学人。通过掌握第一手材料，作者提出了很多并不为人熟知的史实。例如，在洛氏正式接手之前，英国人科龄（Thomas?Cochrane）创办的协和医学堂（Union?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of Peking）早已于1906年问世。其前身京施医院（Peking Hospit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）就位于今天的东单大街附近。科龄在创业阶段，为能在北京站住脚，曾与包括慈禧在内的满清统治者及亲贵们过从甚密。为了给筹划中的协和医学堂争取经费，他还与当时的大内总管李莲英相周旋。

　　诞生的机缘

　　可贵的是，这本书不仅史料翔实，持之有故，而且作者行文生动，见解透彻。例如，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惑，当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不惜重金，在中国的古都北京建造“亚洲最好的医学院”，其动机究竟是什么？位于纽约第五大道420号的洛氏基金会，和北京校尉胡同的豫王府之间暌违万里，到底是什么力量将这两座伟大的城市联系在一起？作者从20世纪初美国的宗教复兴风潮开始讲起，通过介绍美国人民在那个时代的普遍信仰，解析了洛氏这一举措背后的原因。

　　老洛克菲勒是一位呼风唤雨、纵横捭阖的石油巨子，但很多人并不知道，他也是一名虔诚的新教徒。韦伯（Max?Weber）在其名着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指出，崇尚节俭、诚实劳动、努力赚钱的新教精神，是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兴起的关键因素。在新教徒看来，通过个人奋斗获得财富，是上帝恩宠最有力的证明。但追本溯源，财富源于上帝和公众，并不属于任何个人。作为上帝的优秀子民，个人发家致富后，应当毫不犹豫地将财富捐献出来，帮助他人，并增进全社会的福祉，这才符合信教的教义。因此，新教伦理既强调白手创业、发家致富的奋斗精神，更赞赏千金散尽、来去无牵挂的豁达态度。用洛氏同时代钢铁大亨卡耐基的话来说：“死时家财万贯，就是死得耻辱”（The man who dies thus rich dies disgraced）。老洛克菲勒出身贫苦，虽日后显达，但始终不忘幼时母亲的教导：“人的一生只有三件事：工作、攒钱、散财”。在他看来，新教教义、资本主义和慈善精神原本就是一回事。一方面，他对待竞争对手冷酷无情，赚钱不择手段；而另一方面，他积极投身慈善事业，初衷从未改变。在洛氏看来，若能帮助“天下生灵之四分之一”的中国人走上科学进步的道路，将是自己对人类的莫大贡献。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，超越文化差异的医疗卫生事业无疑是最佳切入点。

　　美国的民族气质也为协和诞生创造了条件。自南北战争结束以来，美国版图快速扩张，国家实力不断提升，大大激发了美利坚民族的自豪感。根深蒂固的天定命运（Manifest?Destiny）观使美国人民深信，蒙上帝恩典发现新世界（The New World）之后，自己应当继续向旧世界（The Old World）传播福音，这里的旧世界不仅指老欧洲，也包括了广大的亚非拉地区。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空前繁荣，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是一个封闭落后、缺少活力、亟待振兴的古老大国。有鉴于此，美国医学界的一批顶尖人物，立志要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开拓道路。他们中有的人是被中国神秘的“东方之美”所吸引，有的是受宗教热忱的感召，还有的则是在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。当时，在西方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，也为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源泉。因此，洛氏基金会和美国知识界精英对改造古老中国抱有极大热情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洛氏基金会的灵魂人物，最早提出中国项目的格池（Frederick T. Gates）对中国的看法最具代表性：“对于我，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国家，有悠久的历史，在一些方面很可爱。她的人民热爱和平、勤劳，并且顺从。然而他们却死抱着一个停滞的残缺文明，不熟悉西方科学，对自身富饶的地下资源全无开发，对世界唤其觉醒和进步的呼喊麻木不仁，被祖先崇拜缚住手脚。频发的饥荒几乎是其人口过剩的唯一缓解。他们对于现代医学一无所知，在无尽的疾病和饥饿中颠沛流离。”

　　成功的奥秘

　　或许读者还想知道，当年西医在中国传播的阵地很多，但北京协和医院的起点却最高，问世之初即执医界牛耳，其声名至今不坠，原因又何在？

　　读完本书之后，答案呼之欲出：一是雄厚的财力支持，二是彻底的科学精神。先说说财力支持。自协和筹建至1951年收归国有，洛氏基金会共计投入了4465万美元的巨额资金，至今仍是该基金会单个项目之最，被誉为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当年的4465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呢？让我们来做个计算：在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前，美元和黄金挂钩，以1937年为例，当时1盎司黄金约合35美元，而如今1盎司黄金却值1600美元。按这一比例估算，三十年间协和获得了相当于今天20亿美元的经费。若再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，实际资助额还远远不止这个数字。可见，协和背后站立的是当时美国强大的现代工业体系，这是很多势单力孤的教会组织不能望其项背的。同时期在中国各地兴办了很多教会医院，但都无法达到协和的高度，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在这样巨大的支持下，协和可以按最高标准购置硬件设备，引进最优秀的教职人员，其水准不仅在亚洲遥遥领先，即使放在美国本土，与约翰?霍普金斯等名牌学府相比也不遑多让。

　　科学精神是另一个重要话题。本书中，作者尽量以相对客观的笔法描述了西方人对中医的看法，但并不认为中医（乃至整个中国学术）属于科学范畴。这是习见的西方式傲慢。不过，平心而论，自文艺复兴以来，西方医学确实取得了一系列伟大成就，知识和技术不断更新，“科学医学”体系得以建立。早在古希腊时期，亚里士多德、德谟克利特、毕达哥拉斯诸贤就主张周密地观察世界，用数学来描述运动，用逻辑来刻画事物之间的关联，用实验来证实或推翻理论，这些都成为西方科学的代表思想，也是近代西医学高歌猛进的源泉。

　　然而，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却未在中国生根发芽。与小国林立，犬牙交错的古希腊不同，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远古时代，中国人就建立起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庞大帝国。此后合久必分、分久必合，大一统的帝国体系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。这种政治上的“早熟”，反过来限制了华夏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。我们曾是诗文鼎盛、教化昌明、艺术修养极高的民族。但五千年来，治国安邦的巨大需求始终是第一要务，中国思想资源的重心始终在伦理和政治领域，而对自然科学关注甚少。这就造成古代中国虽有技术，但无科学；虽能修建万里长城，却不知微积分为何物；虽历代能工巧匠层出不穷，却从未出过一个牛顿。这也解释了为何在中世纪以前的一千年里，中国一直领跑世界，但却在近代一落千丈，沦为西方的模仿者和追赶者（李约瑟问题）。

　　协和没有传统的包袱。作为科学医学在中国的先行者，协和自诞生之日起，就有完备的实验室和浓厚的研究风气。更重要的是，当年的协和人树立了超越功利目标、为科学而科学的献身精神。那是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，大师级人物层出不穷。无论是放弃校长职务、回归实验室的麦可林（Franklin C.?McLean），还是专注研究、对实验一丝不苟的刘士豪；无论是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仍不忘教学的林可胜，还是抱病工作、不幸殉职的“北京人”发现者步达生（Davidson Black），协和先贤们用实际行动阐述了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精神。两相对照，我们必须承认，时至今日，中国的科学精神仍未普及，国人的科学素养仍有待提高。也可以说，只有补上这一课，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。当今世界，科学进步的潮流无可阻挡，我们理应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。

　　国家的命运

　　实际上，以西方为标尺，中国所缺的还不止科学精神这一堂课。晚清的严复、杨度、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发现西方兴盛的背后，有富强和文明两个秘密，于是鼓舞民众，奋起赶超。然而，国家积贫积弱，倍受欺凌，怎样才能“救中国”？这个巨大的问号始终横亘在中国人（特别是作为民众喉舌的知识分子）的心头。在国难日蹙的残酷现实面前，富强是头等大事，而文明只能缓行一步。救亡的需求极为迫切，如何开启民智，丰富民族心灵，塑造有现代意识的合格公民，变成远水难解近渴的次要选项。最终，救亡压倒了启蒙，富强压倒了文明。中国人对西方的关注，更多的是器物、技术